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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下滑”焦虑与“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导读

 

所谓“阶层固化”+“阶层下滑”,就是“向上进入上一个阶层很难,但下滑到下一个阶层很容易”的一种社会状态。

 

 

 

陈青蓝/文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尼采

 

一、先来说说 “阶层下滑焦虑”

 

“北京的人少了”。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朋友告诉我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在国贸、三里屯、海淀、中关村这些地方发现,街上、商场里面人少了,曾经繁华热闹的街道巷子也冷冷清清,地铁、公交车上人也比往常少了不少。

 

“我很焦虑”,一个朋友特意找我吃饭,喝了点酒之后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说,可能是因为北京最近一段时间整顿开墙打洞,很多以前街道边的小店因此消失了,街上的商业氛围也因此淡了很多。再加上动批、天意、大红门这些批发市场搬走,清理地下室、群租房,很多北漂的确是离开了。

 

“所以我很焦虑”,他说。我说:“你焦虑什么呀?北京疏解的是低端就业人群,你好端端的白领,有套小房子,搭上了北京房价的火车,你不走北京又不会赶你走。”他说:“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对底层越来越不友好。低端的赶走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低端了。下一个被疏解的会是谁?我在北京快十年了,一毕业就在这里,被‘疏解’之后,能去哪儿?”最后,他告诉我,他没有北京户口,为了孩子教育,未来必须选择离开北京。而关键的是,他担心离开一线城市,到“关系就是生产力”的地方上,他将毫无立锥之地,将无可避免地坠入赤贫的深渊,被打回原形。而他的后代,将来又不得不像西西弗推石头一样,从当年他的起点重新向上奋斗,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始终在底层挣扎。

 

“中国的阶层已经固化。”他这样判断。他认为,从2015年到2016年这一轮房价暴涨之后,再加上一线城市开启了“疏解人口”,“以房控人”“以业控人”“以教育控人”的各种“限”字政策出台,这些城市越来越“居不易”。以有房和无房为界,以有户口和无户口为界,以有学区房和无学区房为界,阶层的壁垒高高竖起。那种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成功的“北京梦”已经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有学区房的,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穿3000元一双的鞋,每年去国外游学。将来进清华北大,去国外留学的,肯定都是他们。他们品学兼优,外语流利,举止优雅,有国际视野,接受最新的技术和思想。未来是他们的。低端人群,买不起学区房,进最差的学校,勉强毕业,考个三本,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到流水线上打工,送外卖。阶层就是这么固化的。”他说。

 

今年以来,我碰到的这样的焦虑人士不计其数。所谓“中产阶层”“白领”这个群体当中,有人已经逃离北上广,更多的则是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市场与政策的挤压,让这个人群空前焦虑。最近被转疯的“人大女生毕业20年,一直在农村底层赤贫线上挣扎”的故事,也成了饭桌上的谈资,让这样的“阶层跃升很难,滑入社会底层很容易”的焦虑弥漫开来。

 

所谓“阶层固化”+“阶层下滑”,就是“向上进入上一个阶层很难,但下滑到下一个阶层很容易”的一种社会状态。

 

二、用“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来解决?

 

那么,“阶层固化”和“阶层下滑”是真实的吗?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程度上肯定有所夸张。

 

简单讲讲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中国革命打破了这种阶级固化,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曾经一度“泥腿子翻身”“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底层人民变成了“高贵”的阶层,平等一度成为现实。但计划经济的弊端随着时间推移而渐渐显现,户籍与身份的区分渐渐形成新的阶层划分,“国营企业工人”地位就是比农民高,城市户口就是比农村户口优越,有单位的可以衣食无忧,单位管生老病死,房子也是单位分配的,好单位有望分到好房子,差单位可能没房子分,没单位的更是连房子都不用想,只能自生自灭。那是福利分房制度,低效率与不公平的福利分房制度造成中国的居住条件几十年没有改善。而且,从房地产的不均衡分配来看,那时新的“阶层固化”其实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是新的一轮打破“阶层固化”的革命。改革开放通过市场化,让普通人能够通过自由的交换,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创业,打破了已经固化的“干部与群众”“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 “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阶层固化,从而创造了新的上升通道。其中包括高考,也成了普通底层农村青年改变命运,上升到上一个阶层的通道。这个通道曾经如此的畅通,以至于在高校里面,曾经农村来的考生占了超过半壁江山。这些被称为“凤凰男”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进入了城市,出了国,很多人当了高层政府官员,科学家,教授,大企业家,成为这个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实现了阶层的上升,这些人的后代,也因为其父母一辈的努力,而在大城市中拥有了更高的起点。

 

福利分房被市场化商品房代替,也对打破“阶层固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往人们为了分房,只能依附于单位,不敢跳槽,不敢到另一个城市去发展。商品房出现后,只要有钱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买房,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人对单位的依附,实现了城市之间、阶层之间的顺利的流动。

 

更重要的是,商品房的出现,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房产。房产的价值成为一个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由于房产的天然的抵御通胀的功能,也使得其成为家庭财富安全的最佳守护者。随着房产的升值,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除了劳动收入之外的财产性收入,这是划时代的进步。现在中国家庭的财产有70%以上都凝聚在房产之上。而很多家庭也通过房产的增值,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升。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拥有的房产,具有很强的金融价值,有这资产之后,个人和家庭在金融体系之中就拥有了强大的信用和融资能力,这对于这些家庭的财产通过理财和做生意、创业、投资进一步增值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十八大上,中央也明确提出要保护和推动人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中国人的房产也理应是保障的对象。

 

当然,市场本身有其残酷的一面。当一种资产被认为有增值潜力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试图通过短期的炒作从中获利,把价格炒高之后,把“锅”甩给接盘的下家。这可能会导致两种严重的后果:第一种就是,当房产价格被炒到脱离人们的购买力的虚高的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阶层固化”的效应,在社会上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有房阶层”固然账面财富增加、心里暗爽,但那些“没有上车”的“底层”就会因为收入跟不上房价上涨而永远“上不了车”,眼看着财富的列车远去。这种阶层固化,对社会的危害不容忽视。第二种,就是一旦价格泡沫破灭,就会造成一个资产大幅缩水、负债累累的“新贫阶层”,他们的财富一夜之间蒸发,又欠了一屁股债,未来前景黯淡,对这个社会的危害也是不容忽视。

 

所以,“房子不是用来炒的”的提出有其无可置疑的合理性。中央和地方通过各种调控手段来控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也是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通过行政手段对需求端的各种调控,包括限购、限贷、限售等,其手段必然是非市场性的。非市场手段要甄别和控制需求怎么做?只能通过身份的识别,来人为阻止市场自由交易的行为。其负面后果,我们也看到了:限制外地人买房,伤害的是那些在北京奋斗的“北漂”;限制二套房(有的只是换房,以小换大,是事实上的首套房刚需)可能伤害的是正常的改善需求。正是这些“限”字头的行政调控手段,让很多试图通过在一二线城市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实现阶层上升的人失去了机会,从而阻断了阶层上升的通道,让阶层更加固化。这可能是行政调控的时候意想不到的。

 

三、破局:新大陆

 

两难的政策,两难的处境。其实需要的是从这样的两难中跳出来,走新的路径。也许另辟蹊径,可以到达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新的路径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想,当年中国的计划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央做了什么?

 

很简单,跳出原来纠结不清的既得利益,在一片荒原之上新开辟一片天地:四个经济特区。不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以增量来吸纳人们旺盛的希望。有能力,有抱负的,不妨到深圳去,到那里拓荒,开辟出一片新大陆。

 

欧洲文明也是这样的,在欧洲本土封建制度“阶层固化”,底层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新大陆发现了,吃不饱饭、找不到工作、被封建贵族压制得不到上升空间的各种底层的民众,坐着“五月花号”到新大陆去,做自己的主人,拓荒,实现自己的理想,找到财富,打破“阶层固化”。

 

2017年,在北京之旁,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据新华社发文称,雄安新区不是一般的新区,而是承载了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改革的重任。对苦于“阶层固化”的北漂来说,新大陆又出现了,空间无限大。那些惶惶于在北京的“阶层固化”和“阶层下滑”的“中产”们,也许可以。而且这里将推进新加坡式的住房制度,包括公租房、新加坡式的组屋都可能在这里进行试验,为中国的住房制度创出一片新天。而且,这里将会在户籍制度和土地改革方面有重大的制度性突破。比如,在土地制度上,不搞土地财政、不搞土地批租、限制商品房开发,让雄安保持低房价,形成对人才的吸引;户籍制度上可能会对优秀人才低门槛、零门槛,享受与北京同等的医疗、教育政策等。

 

打破旧有格局,打造全新的突破和增长空间,是“阶层固化”的最佳解药。

 

在房地产的顶层制度设计上,我们也需要打破旧的惯性和格局,从底层开始设计全新的制度框架。这个新的顶层设计,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可能是“美国模式”“德国模式”,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无论何种模式,我们都需要一个试验田,试验成功了可能向全国推广,试验不成功,我们再尝试新的模式。为打破已经形成的中国的高房价泡沫模式,形成制度储备。

 

“阶层固化”的坚冰,或将在上下的努力中渐渐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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